若水小记

开始看施特劳斯。Ernst Bloch的书到了。从当当上买的CD经过了2个月后终于到了：五月天final home演唱会的DVD版效果还是相当不错的。Thesis的topic估计快出来了：几个final paper的topic也都已经想好，就等着一篇篇去写就行了。

最近想把自己的读书计划系统化一下，基本上已经有了比较明确的目标和方法。这个计划比较长久，准确地说可能几年前就已经开始了：只是现在要整理一下思路然后继续罢了。

生活很平静，见的人不多，也没有去见人的想法。忽然发现想开了后想得到的也不多：所以那些没必要的思想累赘和烦恼就自然而然地消失了。

有空还是多写blog好了。无论是Simone Weil, Leo Strauss, 还是Ernst Junger，都是非常值得研究的人物。Space嘛，照常不时更新一下随便瞎扯一下生活状态就行了。

快放假了：忽然发现很久没见母亲了。这么说还真是不孝... 也不知道能否成功“沟通”自己对将来的打算。不过实际上也无所谓。该怎么着怎么着即可。

标题的罗马数字和几个阿拉伯数字都不好意思写上去了：文字变成流水账后真是一文不值。

I. 有声与无声
人是一种社会性（或者如亚里士多德所云是政治性）的动物；交流是生活中必不可少的一部分。而交流的一般形式则是“有声”的，是由一点一滴的对话所构造的。有声交流的目的无非是为了“理解”——它是个体为了突破主体性的限制性存在之必要条件。所以这个世界有了声音，有了倾心的交谈，有了激烈的辩论，有了非理性而愤怒的争吵。有声的交流是一种承认“他者”(the Other)存在的第一步；而承认”他者“存在则是进一步了解个体的主体性的必要步骤。个体只有在理解了主体性的限制性并且通过“他者”这个媒介来突破限制才可能真正的进入主体性的核心，去了解它并使它能成为自己自然的一部分。
无声的交流则比有声的交流更为困难。它是一种已经超越了个体和“他者”互相承认的基础之上的存在。它所代表的是默许的认可，是不需要言语表达即可以真正理解的共同性，是个体灵性的表现。从某种意义来说这种交流已经超越了人的社会性，代表了一种真正的“共识”。但因为它是建立在一种共识之上的，如果这种共识无法建立，或者只是假象的话，那末它就无法达成，而产生了一种介于有声与无声之间的隔阂。这种隔阂的存在在于其限制性。它是无声的，但并不代表个体之间的相互理解。它代表的是误解：一方面个体渴望通过有声的对话来达成共识，另一方面“他者”却选择了沉默。无论后者是认为共识已经建立或者其构成是无意义的，误解却已经产生了。

II. 爱与恨

小时候看《星球大战》时曾经有过疑问：为何“爱”与“恨”这两个截然相反的概念会并列在一起，都是“绝地武士”不应品尝的禁果？现在自然能理解连科幻片都能指出的道理：两者都是一种感情的宣泄，其根本都是非理性的，是对“力量“的追求。但二者还是有区别的：爱需要理解，而恨则完全不需要。爱未必会有回报，但恨则很容易遭到报应。一个人可以去爱他人，去爱世界，去爱上帝一辈子，用尽他所有的力量，却可能不会得到对方一丁点儿的肯定，甚至会被嘲笑，会被否定。而憎恨则是一种相互关系的无限延续：你不需要付太多的努力，只要憎恨他人，要不了多久也会被他人憎恨（除非你面对的是一个圣人：不过我们最好还是不要默认这种超越性的存在好了）。毕竟人从根本来说是一种劣根性的生物，是通过互相憎恨和伤害（或者按照现代经济学好听点儿的术语叫“竞争”）而生存，而进步的。对，人是“进步”了，但其对他人的伤害则变得更野蛮：他的憎恨并没有减少。托斯妥耶夫斯基书中那个生活在地下室的人成为了立体的，活生生的人之典范：不需要理由，不需要目的，只需要那种发至内心的憎恨罢了。所以我们才能理解这世界上那么多无意义的战争，那么多无意义的互相侵犯和伤害，那么多历史悲剧性的重现。
那么为什么要去爱？因为我们了解了人愿意去恨，愿意去伤害的本性，因为我们能理解没有任何一人是无辜的，是有道德权威来衡量他人的作为的，所以我们没有了选择。我们之剩下了软弱的自己和必须面对的“他者”。面对“他者”，我们只能选择去爱——否则连那软弱的“自己”的也会消失在憎恨的火焰里。

说实在的我并不喜欢更新这个blog。MSN的space相当个人化，每次在这里写东西时总觉得该写些和自己有关的东西，而不像在blogspot上的两 个blog那样子可以用不同的方式来间接地宣泄自己的感觉。这个blog太“主观”了：刻意强调主体制造了一种迂腐的泛滥。尽管这样这个blog还是有它 存在的意义。所以我在和自己，和他人，和世界产生了隔阂时希望通过它来重新找回那种人应有的归属感。

回想起来发现生活曾经那么地接近幸 福。大概就一个月多一点以前左右吧，觉得事情在朝好的方向发展，渐渐地看到了自己该走的路，同时曾经所困扰我的那种隔阂感也多多少少地减弱了。当时觉得自 己终于能已一种平常心与他人交流了，没有了猜疑，也没有了那种对世界抽象的憎恨。那种平常心带来了很难找到的、犹自心底的快乐；可能这种感觉就是幸福吧。

不 过幻像终究不会长久。人嘛，总还是改不了其劣根性。幻像的破灭对个人的打击相当深刻。由相信变回怀疑，由平常变回那种莫名的憎恨，由生命变回死亡：虽然个 体可以从同一个视角出发，但所看到的东西已经被扭曲了。现实缺少了应有的质感。感觉变得麻木，希望则又一次被抽象化的虚无所笼罩了。甚至对过去幸福的回忆 也只能带来一种失落的痛苦。毫无疑问，这样的我又一次制造了隔阂。世界也罢，未来也罢，他人也罢，自己也罢，都显得那么的无意义，甚至荒诞。

失去的东西找不回来；不属于自己的东西不能奢求。所能面对的只是一个残酷而无意义的现实。

当然也可以麻痹自己，在知识和对知识的追求中寻找意义。不过我很明白，这些都只是虚无不同层面的展示。首先需要找回的是生活的质感。需要让那种隔阂消失，去真实地面对自己和自己的感觉。

不 过我可能已经忘记了怎么做这些事情了。起码现在是这样子的。过一阵子可能会好点，不过哪怕如此也不能覆盖现在所面对的，虚无而无奈的真实。现在的我好像连 真实面对自己感觉的勇气都没有了。这种虚弱是自己所不能忍受，也是不能允许的。面对真实、可能会带来更多的痛苦，甚至毁灭。我是懦弱的；我又一次犹豫了， 希望能有人帮助，祈求能被拯救。人是一种多么可悲，多么可笑的生物啊！明明知道毁灭是必然的，却还想逃避毁灭。明明知道个体是孤独的，却还希望找到集体。 明明知道没有任何办法可以被一种理念的意识所针灸，却还是渴望，却还是幻想，却还是祈求。实际上最后能做的也只有面对现实，确认自己还有能力混到明天的午 饭。

如此说来，还是好好混饭吧。幸福也罢，失望也罢，对我来说都已经太遥远了。

萨特在《什么是文学》中说，资产阶级作者的可悲之处正在于我们虽然有读者，却没有一个所属的民众。

24 X 2007
随着时间的流逝，对未来的期望逐渐变成了对现在理性的认知，而对现在的理解则成为了对过去的回忆。未来是不能预测的，只能通过对多方面因素的分析来推测；现在也未必是能掌握的，虽然个体能运用理性能多多少少了解现状，通过行动来影响现状，但环境和非主观性的因素往往会享有更多的控制权。只有过去是主观性的。对它的理解和回忆完全取决于个体。而其中最根本的抉择就是“记忆”或“遗忘”。好比说，一位历史学者的首要工作就是在整理史料时决定使用什么，不使用什么——也就是对过去的“记忆”或“遗忘”。而过去的意义也只有在这个抉择之后才能建立。

记忆是主观的，非物质性存在的。好比说，虽然我这三年来的照片全部和那台老电脑一起遗失了，但我对过去的记忆却并没有因此而减少。同样，至于“记忆”是否和过去的“真实”相同则并不重要：只有通过与主体的联系它才变得有意义——否则只是一些断烂而无意义的史料罢了。记忆是需要意识和意志的。只有主体愿意记住某件事情时，它才会被记住。而那些所谓“无法忘记”的事情，好比说一些什么死里逃生的经历，也是主体刻意记住的——事情对主体的影响导致主体潜意识通过意志记住了其过程。

遗忘也是一种对过去的态度，而它的根本也是主观的。遗忘又分为两种：消极遗忘和积极遗忘。前者是不可避免的：为了能记住更重要的事情，一些无关紧要的事情自然会被遗忘。好比说，我在去年的十月二十三号晚上吃了什么做了什么现在自然想不起来，也没有必要想起来。而去年的十月二十四号同样的事情则不会忘记：因为它对于我这个有主体性认知能力的人来说是重要的。积极遗忘与其说是遗忘，倒不如说是记忆的一种。它需要主体通过意识来刻意选择不去记住某件事情：其本质也是对记忆的一种解释。所以它也是一种选择。

如果说记忆和遗忘是一种主观性的选择的话，那么，我会选择前者。

1. 不知不迎来了七月最后的一天，在中国逗留也已经2月有余，走过了15、6座城市，并且两次回到了家乡武汉。明日又将启程前往南昌，而随后的北京和香港之行也不会轻松。此次归来武汉大多数时间都没有离开家里，连平日酷爱的“过早”也没做过。每天就看会儿书，写点东西，干点活，有空儿去去会会朋友。这种生活说是在德还是挺好的，无忧无虑，好似世外桃源。但这种“出世”的感觉毕竟只是一种段时间的虚幻，而这次休假的最后几日就发现这种虚幻已经逐渐和实质性却同时荒诞的“现时”融合在了一起，直让人窒息。这种无奈感是无可避免的：只能接受，面对，挑战，期望下一次能真正的回到自己的田园中来。既然是最后一天了，就好好享受一下武汉的生活，作为告别吧！晚上去逛了夜市，买了几张盘，并且在回家之前吃了点烤串。但这次和一个月前的感觉又不一样。同样是逛夜市，吃烤窜，确实独自一人，就差了很多。最大的区别是一个月前来的时候是带着一种放松的心情出来的，而现在则是一种失落感：感觉命运和生活都在催促着我的离去。就如独自一人吃肉窜一样：老板烤好，我迅速吃完，给钱，就匆匆上路了。

2. 抬头看看星星，就发现只能看见几颗相对较亮的，在酷暑中显得相对点缀了平日被灰尘和阴天覆盖的大都市。想想半月前在湖南邵东第一次看到满天繁星，并第一次真正的在书本和荧屏外看到了银河，就不尽更加怀念那好似虚幻一般的十天了。不过对我来说，那确实是虚幻：一种和平日忙碌但同时荒诞的“现代人”生活相对的另一种真实。那种生活是纯朴的：虽然我当时天天的百事锅巴显得可能有点格格不入，但本质上还是能感觉得到那种感觉。无论我们做的事情是否真正的（从功利角度上来说）“有用”，但起码为了那种理念去努力的感觉是真实的，是存在性的。相较之下，平时为了“明日的饭碗”而感受到的“焦虑”反而显得虚伪，不过是雕虫。不知晦朔之后，当再一次摆脱那种“真实”后再来反思又会想到什么。毫无疑问的是短期内再也不可能看得到那么多闪烁的星星，那凄美的银河，和这种不属于我的真实了。

3. 今日读李欧梵先生的杂文集《清水湖畔的臆语》，觉得李先生那种对人文精神的执著，甚至可以说得上是一种anachronic的倔强和我的信念是一致的。此书稿件多出自2003年，正值非典给世界带来一莫名的恐慌之时。李先生希望香港人借此机会去（重）读Albert Camus之the Plague, 却被别人说成“对牛弹琴”。李先生则称自己为Don Quixote，依然坚持自己的看法。我则觉得李先生，还有更多的代表人文精神的人们更像Albert Camus笔下的Sisyphus，虽然重复着无谓的事情，却依然义无反顾。他所背负的石头是他的精神，也是真正给予他“不朽”之物。对，就如Camus所说，"we must imagine him happy“。

话说回来了，李先生提到2003年的香港和The Plague中的Oran相向之一点就是因为“非典”是”荒诞的“，或者就如它的名字所说是”非典型的“。我们今天已经习惯了科学化、机械化、可预知的生活，在”非典型“的威胁下则显得无助。它带来的恐慌正是因为当时没预知这瘟疫将带来什么，将带走什么。或者桌，这种感觉更应该突出我们在现代社会中一种存在性的焦虑。但是它却没有。5年前SARS带来的恐慌我记忆犹深。若是我没有在2月底离开了中国回到佛州就会身陷其中。但恐慌过后它却没有带来反思，亦没有人停下来重新发掘早已与主流无缘的“人文精神”。我们的社会也会继续发展：在文化废墟之上，我们将用用自己的手创造一个新的Babel，崇拜它，并且在疯狂中覆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