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不少人要求我写Peers的感受，可惜这几天极度空虚而且无甚灵感，实在是些不出来。看样子还得等一小会儿。不过话又说回来了我好像一直没写全国行的感受，到时候就一起慢慢写吧。

2. 前几天读了黄仁宇的《赫逊河畔谈中国历史》，感觉和他其余的作品一样，不能算得上学术，却有一定的普及意义。不过他还是一如既往地试图表现出自己的“大历史观”。此观点虽然有一定道理，但也不能完全相信：它毕竟是站在一个西方资本主义和工业革命后所带来的一种观念——甚至可以说这种“进步性”的历史观皆为启蒙运动所带来的一种思潮。至于其是否正确则需后人评价。我们能做的只是在一定意义上反思，试图寻找一种适合我们自己的发展道路。

论隋炀帝时，黄仁宇提到：
“从‘大历史’的眼光看来，隋、唐、宋可称中国的‘第二帝国’，以与秦汉之‘第一帝国’区别。”（93）
此处可以联想到汤因比在历史研究中将秦、汉归纳为Sinic Civilization但确把隋、唐归为一种全新的East Asian Civilization。当然汤因比对中国历史的理解是片面的，固然可以容忍其言论。黄氏之言，初看甚有道理，但反思则能察觉他与汤因比犯了类似的错误：刻意地‘区分’或‘隔离’。虽然中国在六朝时代确实以是一种分裂性的意义存在的，而其文化也经过了“五胡乱华”和佛教的影响而融合，但我们未必需要刻意地将这个时期作为一种limbo而与所谓的“第一”和“第二”帝国分开；可以说在那个时代中国的文化还是传承下来了并且发展的更为辉煌。可能用一种更为连贯性的观点来审视中国历史会更为恰当。这种“大历史”的眼光无疑是一种“西化”了的眼光，只注意到了外在的，物质性的（material）变化，而忽略了内在的精神上的传承。（虽然隋、唐兴释，但其精神则已经‘汉化’了，而且道、儒两家则依旧左右着中国文化）

论贞观之治，黄氏提到：
“唐朝在中国历史中，最属‘外向’（extrovertive）。并且初唐时，朝廷信心坚强，也能对各宗教一体扶植，不加阻扰。”（98）
此言甚有道理。唐朝和明朝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前者“外向”，具有包容力，从而富强。后者“内向”，闭关锁国，导致了其不可避免的覆灭。前者允许国民有不同的宗教而造就了一多元化社会，而后者尚程朱，逐渐将士人之思想带向封闭。

又提到：
“这些事迹也使我们了解以道德作执政标准的危险。这不是说道德本身不好，可以不要。只是人类性情复杂，道德名义后面的真相不可捉摸。”（104）
作为一个顽固的保守派，虽然想感性上抵触这段话，但同时作为一个相对理性求是的历史学生，却又不得不赞同其道理。对史实行褒贬，使春秋笔法，则是一种刻意性地隐瞒或扭曲。政治也是一样：在“道德”的笼盖下真实可能会被扭曲，变得难以琢磨。前些年布什能在平平政绩的基础上连任不也是因为“道德”而至？就是因为他声称能代表“基督教和家庭的道德”，才会有那么多南方选民、贫困选民会给这位完全不代表他们利益的政客投票。

3. 读北岛《失败之书》。说实话我不爱读散文，一般也不会去读散文。单前一阵子读《八十年代访谈录》后就又对北岛有了兴趣。文字不算优美，但却非常自然。特别是作者与几位诗人的交情很有兴趣。尚未读完，稍后再评。

1. 读汪荣祖《史学九章》
此书前半段对Gibbon、Ranke、Braudel等西人之史学多有褒评，并相对客观地简介了Toynbee的A Study of History，指出其历史观之宏大性但同时也说明了其对中国历史研究之失误以及为说明其理论而刻意强加其于史料之上之误区。后半段主要先从西方角度后从东方角度讨论中国之历史。在“西方史家对中国传统史学的理解与误解”一章内说明了西方史学家对中国正史之误解，误认其为Primary source。（100-101）

“论中央史与地方史的重新整合”则试图应用新史学于中国之史。作者指出：“梁[任公]氏批判传统史学，说“二十四史非史也，二十四姓之家谱而已”，颇有语病，因二十四史固非二十四朝之史，但梁氏却很明快地指出以朝廷为中心的中央史学及其弊端”（110），甚有道理。而”长城并不是过节，而是农业文明与游牧文明的分界线”此句则和钱宾四的观点略同。然宾四所云则与作者“然则中华帝国成立之时，蛮夷戎狄的文化和气质早已融入华夏文明之中了”正好相反，说华夏文明同化了蛮夷戎狄。（114）

作者介绍章太炎志学说:
“然而，太炎批判‘以官定为准’的正史，正因其官定，官定反映官方的主见，代表政府立场，有损客观的真实性。不仅如此，正史还有悠久的大框框，如春秋笔法，以意识形态作历史褒贬。太炎断然说：‘褒贬笔削，春秋而后，不可继作’，因‘史家载笔，直书其事，其义自见，本不必以一二字为褒贬’，春秋笔削之意，自更非所宜，显因无论褒贬或笔削，都有损历史真相，可说是对整个旧史传统的挑战。”（128）
此段到处了旧史学与新史学之最大区别，乃其独立于一意识形态之统治，不必用其文法语言来表达史意。历史之意本在对史实之追求，而不在“笔削”以褒贬。

作者亦通过钱锺书对章实斋进行了一次再评价：
“实斋六经皆史之说，只是强调经原是挣点，原是事，由事示法。六经所不能言的后事，仍须随时撰述，以冀继续籍事示法，以明大道。章氏心中的大道，仍是不变之道，即六经所载之道。”（235）
此文反驳了近现代后人及西方汉学家对章学诚之赞美及其与Vico之对比。此文与余英时在《论戴振与章学诚》一书中所述相符，说明了实斋作为一“刺猬”心中所注重之事终归还是孔孟之“道”，并没有跳出当时思想界之圈子而成为中国史家之独特代表。

2. 今日初读《庄子·逍遥游》，用的是陈鼓应注释的《庄子今注今译》，中华书局1983年版。书云：
“小知不及大知，小年不及大念。奚以知其然也？朝菌不知晦朔，蟪蛄不知春秋，此小年夜。楚之南有冥灵者，以五百岁为春，五百岁为秋；上古有大椿者，以八千岁为春，八千岁为秋，此大年夜。而彭祖乃今以久特闻，众人匹之，不亦悲乎！”
这一段所说之朝菌（朝生暮死之虫）和蟪蛄（寒蝉）犹如Isiah Berlin所说之狐狸，只知小智，而不知大智。而楚之冥灵（神龟），上古大椿，和千年彭祖，均可比喻为Berlin所说之刺猬，虽不知小智，却懂得一大智慧。

3. 昨日会友朱超于武汉水果湖，闲聊中谈到了支教扶贫之事。他告诉我说，之前他们几个高中生和华农的大学生、研究生花了三个月的时间，自己辛苦筹备了经费，去云南一山村帮助村民农业现代化，并且教孩子们识字用字典，并留给了村领导一整套自强发展的方案——当时觉得挺有意义的。但是半年后他们的人回去后，发现什么都没有改变，而留下的方案也还是留在村长桌子上没动。大家该多穷还是多穷。孩子们有了字典却不会用，也不想去学。唯一改变的是村民懂得用太阳能发电了，终于有了每个星期洗一次澡的习惯。为何会如此？因为村长换了。新村长说要做得改变和计划是上任村长的政绩，与他无关。虽然我的朋友还是想再组织一些学生们过去，却没几个人响应：曾经在这村子里忙了三个月花费了不知到多少心血的学生们自然是再也不想回去了，也不想再去尝试类似的事情了。碰到这种情况我们就遇到了一个十字路口：是继续走下去，还是另求他法？我不知道：我既没有经验也没有智慧知道。但是无论如何——这种事情还是要继续下去的。哪怕带来的只是一丁点儿的改变，哪怕辛苦了半天村民们只学会了洗澡，还是值得的。毕竟对我们来说付出的只是我们生命中的很少一部分，而换来的则可能是一个人，甚至是几个人几十个人命运的改变。

1. 湖南Peers支教结束了，感触很多，到时候慢慢回味。

2. 回武汉后想好好休息却还是忙得要死，周三见了三批人，周四和周五各两批。

3. 之前想把南行购书记写完，却没什么机会。过几天再说吧。

4. 近日读钱宾四的《中国文化史导论》，在此做笔记。
作者思想受儒家影响早有耳闻，但前几次读其作品不太仔细，尚未察觉。此次阅读则发现此特点非常明显，可以从以下这点看出：
“墨子站在人类平等观念上极端排斥贵族阶级，但他所主张的平等，实际上不好算是平等，而是无差别与齐一。他主张”兼爱“，便是一种”无差别”“无分等“的爱。他说要“视人之父若其父”，这就违反了人类内心的自然感情，但他却说这是上帝的意旨。在世人看来，我父和你父不同，在上帝意味看来，一样没有差别。所以墨子讲“天志”来做他提倡“兼爱”的根据。他的思想，以免违反了人类内心的自然感情，另一面又要落入了宗教的旧陷阱，逐又不得不忽略了政治性的重要”（82-82）。
此文严谨地遵照了思孟学派的观点。孟子曾说杨墨无父无君，可谓是禽兽不如，并说明人必须按照自己自然的观点来抒发他对亲人应有的感情。而同时对政治注重也是儒学传统的一部份。但此说法毕竟有它的局限性，而实际上并没有考虑墨家在理论上的突破。儒学遵照的是一种当时宗主式的氏族传统之延续，由传统而尊宗主，并通过传统之礼节规范人之行动。而墨家则打破了宗主制，形成了自己的一个超越了当时社会和思想的团体，并传播了一种“兼爱非攻”的超越性思想。若说墨家无父无君则是刻意地从文字上攻击其思想。墨家所宣扬的不是不认自己的父亲君主，而是在认同他们的前提下，进一步用同样的态度来对待天下所有之人，从而超越了当时阶级性的社会构造。

自从第二次北京后一月有余，访沪、粤、湘、鄂、江、浙等地，现在又来到了广州，平日主要休息读书，准备一下支教的事情。我这人的癖好到哪里都改不了，经过一个城市肯定会去争取找几个特斯书店或廉价书店，买几本书，然后发现自己的箱子的重量是越来越难应付。只可惜没去成几个旧书铺子：所经之书店虽说各有特色，却还是以经营刚上架没多久（十年以内）的新书。而如果要买新书的话，自然没有地方胜得过北京：书店又多、所经营的种类也多——还不时有折扣。即使知道这样我还是改不掉自己的毛病，一样到处找书店淘书，挥霍了不少金钱。那么，就让我简单介绍一下如何买到这些书籍的吧。

[清]吴敬梓
《儒林外史》
中华书局2002年版

缘起：第一次读此书片断为2年前初到麻省康桥求学。当时离开中国已有六年之久，虽经常回国却未能系统性地真正学习中国历史，就决定上了包弼得（Peter Bol）和艾略特（Mark Elliott）教授上的中国史入门。课虽简单却大体的读了些能反映历史风气的读物片断。孟轲韩非之作品自然包揽在内，不过课程不讲韩愈却讲《莺莺传》，省略《红楼》《水浒》、甚至冯梦龙的作品却要求读《儒林外史》确实新颖。我当时不屑于读《儒林外史》之英文版本，就去燕京借了中文版本以便了解原文。当时只读了前三回，却已大体了解作者讽刺伪君子，保养真儒之意。
记：上月底回武汉时带几位朋友逛了廉价书市“图书大世界”，见此书与刚购入之《三言》版本一样，又有3折优惠，购取之。尚未读。

[美]刘若愚
《中国文学批评》
杜国清 译
江苏教育出版社2006年版

记：本月3日游于苏州，会友梦奇，晚上在苏州中学旁边的沧浪亭散步聊天，感受了一下没有游客骚扰的苏州景观。随后梦奇带我去了不远处一家不大、却蛮有特色的小书铺，名曰《雨果书店》。店有二层，上为咖啡厅，下卖书，主要营销文化、历史等人文书籍。整间店子晚上光线充足却不失格调，虽在店门口摆了几本相对畅销的新书却更好地点缀了书店的特色。书店入口左边有推荐书籍两栏，大多销售西人所著之文、史、哲作品。梦奇忽然发现了曾任教于斯坦福之学者刘若愚（James Liu）的作品《中国文学理论》。原著名为Chinese Theories of Literature, 译者为杜国清。此书乃运用西方文学理论之视角审查中国文学之鼻祖。梦奇荐之，余购取之。

曹聚仁
《中国学术思想史随笔》（修订本）
三联书店2003年版

记：与梦奇在雨果书店闲逛时忽然发现此书。此书没摆在学术国学的板块，而是归纳在文学随笔之下。翻翻来看发现此书第二篇就讲起了章太炎之《国故论衡》，并在不到500页中聊到了先秦诸子、汉朝今古之争、魏晋玄学、宋明理学、还有清代训诂的皖、吴、扬等派，便觉得此书确实值得一买。但梦奇却建议我少看此类书籍，说我虽然总在加深自己对中国的知识性了解，却缺少了感性的认知。自觉有愧就没有当日购买此书。哪知次日在苏州古旧书店却在折扣区又找到了此书；虽在目录上有细微的印刷错误却无误其本意，又有5折优惠，便购买之。
按：泓近日对此书爱不释手。读之才了解到曹聚仁为章太炎《国史概论》演讲稿之整理者。此书让我对中国学术思想史之见解加深许多，而作者史家之观点则非常符合我的背景。作者贯穿整书的概念为“莫读古书”，看似虽与作者之博相对，而确实有它独特的道理。像我这种勉强读过《四书》，不通《公羊》《左氏》，未读过《二十四史》、《资治通鉴》，对王船山《读通鉴论》、章实斎《文史通义》只闻其名而未读起书的入门者，又怎么配去真正谈及国故呢？还不如一开始就不为这些东西所限制，由我受教育之背景去了解西学。但既然我已经开始了解国故，也开始阅读这方面的资料，就一定得继续下去。只不过路还很长而以。